封面故事：节能时代节能降本的建议

封面故事：节能时代节能降本的建议

封面故事：节能时代节能降本的建议,

　　节能降本的建议,创建节能玻璃,龙华区节能建筑汪朋的办公室就在畅观楼内，而他所从事的节能行业就如同窗外的风景，看上去很美，近10年来，国内众多人力、技术、资金进入节能行业，然而，这却是个美好而残酷的行业，有人如鱼得水，有人已经死去，有人在观望。

　　而对于汪朋来说，这一切却并不陌生，90年代初，他就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那在当时的大学里是个寂寞的专业，就像中国的节能事业一样，一直存在，却不温不火。

　　不过，就在几年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汪朋所在的节能行业倒成了一个市场规模迅速攀升的行业。原因是国家将“节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系列“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相继出台。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说，要将“节能”作为最后一个国情产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节能医生”们突然预感到，他们的春天似乎该来了。

　　一些外资企业很快嗅到了这一商机，号称“节能先锋”的瑞士ABB集团、美国霍尼韦尔等都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寻找商机，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诞生的他们，已经有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而原本从事其他行当的人，也都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业挤。他们说，“政策利好，没有理由不进去捞一把”。

　　汪朋就是在这个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加入了时代年华。在约见汪朋的那天，也恰好遇到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海亭，那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女性，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发改委某资产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在高度依赖政策利好的节能行业，海亭的特别身份，以及这家公司的外资背景，跟汪朋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技术结盟，都让人能感受到这家公司的“实力”雄厚。

　　五年过去了，一系列显赫的客户名单证明了他当初的判断，会议室气流组织设计、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气流组织设计、北京玉泉新城环境设计咨询、北京恒富广场建筑咨询，而最近令人瞩目的大客户是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完毕的T3航站楼，时代年华在节能市场中如鱼得水。

　　已升至时代年华总经理职务的汪朋在谈到公司最近的这个大客户时，脸上流露出一丝成就感，据他介绍，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T3航站楼，其能源的消耗也同样惊人，每年要达到1亿人民币，在几年前那场声势浩大，高手云集的招投标会上，时代年华过关斩将，幸运地拿下了为T3航站楼节能降耗的生意。

　　据汪朋介绍，T3航站楼之所以能耗巨大，是因为换热站的运行一直采取人工手动的方法，不能根据实际需要负荷进行有效调节，造成能量的大量浪费，后来，汪朋们就为那个换热站进行了节能控制改造，成果是一年后T3航站楼达到了节能25%。因为成效不错，时代年华的业务线又延伸了一步，眼下，他们正在全力为首都机场集团旗下的30个成员机场提供能源管理系统。

　　事实上，这些年来，那些“罩着玻璃罩子，套着钢铁的膀子，空着建筑身子”大型建筑虽然给城市增添了美观，但却成了耗能的“巨无霸”。不过，这在2005年之前，人们几乎对此还很漠视，自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出台之后，规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这个数字瞬间就提供了无数关于节能市场的想象。

　　越来越多的“节能医生”开始进入—— 一种说法是，只要拥有一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技术，找几个人，成立个小项目公司，就能进入这个行业，那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两年前的估算是，仅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就高达26000亿元市场。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沈龙海说，工业企业节能潜力将达3600亿；这意味着仅工业和建筑就蕴涵着将近3万亿的节能商机。

　　其实，政府定义的节能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能耗。其次才是企业的换代节能新产品，以及现有技术节能改造。而企业认定的节能市场，除了现有技术节能改造，还包括它在生产换代新产品时，所采取的一些节能技术，不过，这个空间仍然是无限大。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大型公共建筑面积仅占建筑总量的5.4%，但全年耗电量却接近全市居民生活用电的一半，而据清华大学的薛志峰博士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北京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建筑面积将增长一倍，达到4000万平方米，能源的消耗程度几乎不可估量，而按北京市现有的规定，所有大型新建建筑节能必须达到65%以上，这给像时代年华这样的公司带来了无限商机。

　　时代年华的出身“富贵”，让它看起来活得还不错，也算是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列。但政策带来的机遇，在这个行业并不能够立竿见影，许多人在进入这个市场之后才发现，并不是满地都有钱赚。它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宋森凯算是其中一个。

　　早些年在北京化工大学塑料机械及塑料工程研究所工作的宋森凯，2000年下海经商便进入节能这一领域，但是四年后却又不得不放弃，“到现在还有几百万外债没有收回。”宋森凯无奈地说，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严重缺乏诚信。

　　那时候，宋森凯的公司有个很超前的理念，一种来自欧美的合同能源管理模式(EMC)，它的运作方法是——节能公司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向客户提供节能服务，通过分享节能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益来获得利润。

　　当时，官方也在力推这一模式，由财政部国际司、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和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组成中国节能促进委员会就认为，国家的节能事业是项循序渐进的工程，而这种模式的人性化可以避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政策的鼓励并不直接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在这种现实之下，许多节能服务公司的状态是苟延残喘。他们大多还只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而银行因为对这种新型行业的经营方式缺乏了解，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很多节能企业正是因为，难以为继而不得不倒闭。

　　对企业来说，节能医生是个新奇的东西。如果企业自己不花钱，还能减少耗能，压低成本，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当能耗真的减少下来，“医生”向“病人”收钱的时候，病人却不买账了，这正是就宋森凯所说的诚信问题，事实上，通常情况下，EMC项目实施期短则一年，长则三五年，其间企业生产状况有不确定性，“节能医生”也很有可能跟着倒霉的事情并不鲜见。再加上在降耗量多少的问题上，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节能公司和企业之间在对降耗的收益的衡量上经常会存在争议，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节能医生”们回款的难度。

　　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节能服务行业，真正采取EMC模式交易的公司还少之又少，一些国外巨头像霍尼韦尔、ABB也因为此很少提供他们在国外通行的EMC模式，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节能设备提供商出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更保险起见。

　　不过，这当中，时代年华算个特例，不缺钱也不缺资金的雄厚“实力”，在选择客户方面就游刃有余得多，“看起来有风险的客户，我们绝不会碰，从源头上就掐死这种可能性”，汪朋说。然而宋森凯们却没这么幸运，或许是从市场上众多的先烈们中吸取了教训，并没有太多的公司采用高风险的EMC模式，他们大多会采取传统模式——“买断采购”。在这种模式下，节能公司向客户提供一套节能项目方案，然后由客户直接掏钱购买相应的节能设备。

　　或许采取哪种模式并不重要，问题在于节能行业是否真的存在适宜其生长的土壤，过去几年，我们所能听到的是“节能是最后一个国情产业”，而事实也是如此，能源的开发和控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能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开发替代资源外，剩下的就是尽可能地节能降耗。

　　政府的决心似乎也不可小觑，出台一系列“节能新政”，如国家发改委与30个省区市人民政府等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在钢铁、煤炭等9个重点耗能行业组织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这些为节能服务企业大大降低节能企业市场推广的难度。

　　最新落成的奥运场馆，其节能性也成为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点”，节能似乎成了全动，然而，国际资源学者童媛春却不这么认为，根据他的观察，眼下能耗企业对于节能的重视度，还没有达到审计部门重视度的水平，而地方政府的重视度，没有达到国家的重视度水平。“越到上面越重视，而一旦到地方和企业，大多都是貌合神离，打了折扣。”

　　目前采用的节能手段大多是行政命令，节能就是为了达到领导的要求和完成任务。对于一些能耗企业来说，他们的精力仍然在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上。只要生产不影响，利润还在，谁也不会关心节能。

　　所以，“节能医生”们通常只有两个机会获得订单。一个是企业受到政府的节能压力，必须寻求节能帮助。他们往往就在门口挑选几家，反正一堆医生等在那里。还有就是企业迫于市场竞争，主动购买节能设备。这种机会不可多得，它发生的唯一可能，就是节能公司的技术，必须得到某个行业的认可。

　　而说到底，改变“节能医生”整体命运的不济，靠几个企业去教育市场还不是办法，而是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让一些企业意识到能源是一种真正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比如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应当大幅下降或全额取消，像煤炭等高耗能企业的成本核算制度，体现资源价格和环境污染等潜在成本。

　　只有让企业等能源消费主体算一笔明明白白的经济账，自知盈亏得失，节能降耗才会转化为内在的动力，“节能医生”们的日子相信也会好过得多。

　　雪莱特光电董事长柴国生最近很关心一种新节能产品：太阳能发电陶瓷金卤灯。这个头顶着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四处移动的照明灯，刚在汶川的抗灾前线里发挥用场——整个夜晚，它不需要外加电源，都可以持续地提供室外照明。

　　在刚过去的上半年，这套看起来很有未来气息的照明系统，是雪莱特研发部门里的一号明星——“我们想，它以后可能会在公路照明的节能升级上拿到很多订单。”雪莱特市场部经理董斯之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中国的照明能耗占到了国家总体能耗的30%左右，发改委正力推绿色照明节能工程，后者是中国“十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之一。这项工程将落实到中国大大小小的单位和家庭，遍及路灯到台灯等各种照明产品，很多像雪莱特正从事节能灯生产的公司，都在琢磨着如何从这中国社会的照明升级大潮里淘金，其中还包括像飞利浦这样的国际大玩家。

　　在珠三角，类似雪莱特这样的照明厂商还有很多。作为全球制造业链条里的大小分子，它们曾在不同的研发、生产与营销路线上投入资源，在产业秩序里试图寻找未来的新席位。“节能”，对在珠三角身经百战的领导者们来说，不仅是一个前瞻性的宏大话题，还是它们的前世今生、未来几何的关键所在。

　　在东莞中心的常平镇，市民们发现路边安装了新路灯：不但灯柱和灯罩的颜色变了，灯罩里外形粗大的高压纳灯泡，也换成了上百颗亮晶晶的LED(半导体二极管)灯芯。

　　这个升级背后的厂商是勤上光电，它看起来正努力追赶路灯节能升级带来的好机会——进口LED发光芯片，研发、制造、销售户外照明的节能灯具。与人们通常看到的荧光节能灯相比，LED的节能优势是使用寿命长，发光过程里的发热量少。勤上向政府官员的宣传中形容，“如果采用勤上光电大功率LED路灯完成一个中等城市30万盏路灯节能改造，每年可以节约用电2.85亿度。”

　　在2006年之前，勤上还只是一个主事圣诞灯饰生产和出口的企业。按照副总经理祝炳忠的描述，当年内地同行之间出口竞争中互相压价的压力，迫使勤上在前年跳向了高技术门槛LED制造业中去。

　　半导体(LED)照明目前多应用在显示屏上，尽管是否将成为下一代节能照明替代方案还有待争议，但已被誉为21世纪最具前景的节能照明高新技术。在国际上，LED厂商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地，拥有LED灯源的核心技术和专利。

　　核心技术专利的缺位，乃至核心是很多中国制造之节能产品面临的共同问题。譬如，很多中国的太阳能节能灯具厂，要从高价买入晶片以及核心零部件，而晶片的价格已占到了灯具成本的1/3，使很多投资方对其望而却步。

　　类似的质疑也经常指向勤上。勤上光电副总经理祝炳忠对记者说：“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先从下游占领市场，当确定市场地位以后，我们就有筹码和上游的供应商去谈判。你(上游欧美日LED生产商)的LED芯片做出来，必须卖到市场上去，你必须找我们。”

　　在勤上的产品展示厅里，存放着多个前技术人员敲打出来的LED路灯原始样板(当然，基本上都是失败作品)，有的还曾经因为解决不了LED发光芯片密集而产生的发热问题，在通电三分钟后就烧掉。祝炳忠说，为了解决LED的照明终端应用，勤上在近两年做了大量的研发努力，才开发出真正能上路的LED路灯。

　　不过LED的下游玩家远不只勤上这样的新入冒险者，在国际上，飞利浦等国际巨头利用庞大的财力，在近年并购了两家LED上游制造商，现在也在做中国企业们同样的事情：开发应用，以及不断降低LED产品商业化的成本。

　　“既然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那我们去选择等它价格降下来才在中国推广，就像当年电脑的普及一样。”上个月，飞利浦在中国巡回宣传其高新照明产品时，飞利浦照明集团副总裁梁汉峰对记者打比喻。在中国的传统节能灯市场，飞利浦早已占据主导地位，一旦LED真的大范围普及应用，它也志在必得。

　　这就是节能领域，乃至所有高新领域的“国际形势”：对手以领先的研发，或者跨国并购，从新兴的节能产业链的上游占据有利地位，在一波一波的节能技术应用开发潮中，中国制造商难以摆脱因上游技术依赖而造成的成本困境，反过来又构成了对自主研发的压力。

　　对于做圣诞灯饰起家的勤上，像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研发并不容易。“以前，我们敲打出一个LED路灯，大概要上万元成本，而传统的路灯大概一两千块，客户很难接受这样的‘绿色升级’。直到两年前，上游芯片降价了，我们终于能敲出这个成本降到几千元的LED路灯，才敢上马项目。”祝炳忠说。

　　祝炳忠最感谢的人，目前是地方政府。勤上光电现已是广东半导体照明工程产学研战略联盟的主席单位，随着在东莞中心地区的市政路灯换成勤上的LED，勤上的销售额也从数千万猛增到去年的5亿，甚至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场馆户外照明的定单。“没有政府的投资政策，承担起一些绿色消费，我们发展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才能有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中去”。

　　实际上，在LED产业正在起步的厦门，当地政府也把传统路灯升级为LED节能灯。在北方的一些城市，太阳能路灯产业也开始在绿色奥运，或者绿色道路工程等形式支持下发展起来。这可算是中国节能企业在技术追赶路上的“先发优势”？

　　与着眼未来的LED不同，节能荧光灯在世界出现了近一个世纪，至今仍是全世界白炽灯升级的首选，基本技术已然成熟，各种源性技术专利也已开放。在柴国生的努力下，华星(现在的上市公司雪莱特)在1998年已经首创了大功率的节能灯和家庭型的小节能灯，还获得过节能照明在中国的最高奖项。

　　在这类行当里打拼，很多中国企业讲求的更多是工艺、质量和产能。员工们经常可以看到柴国生在公司饭堂里吃饭：这个雪莱特光电的董事长，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浓重的民族工程师的作风。雪莱特在业界的形象也类似于此。

　　1992年，从上海光学系毕业的柴国生在佛山从创立华星科技(雪莱特的前身)时就立志，“要走高科技路线”。柴是一个视技术研发为企业根本的领导者，因此华星-雪莱特，这个长期以传统节能灯制造为主业的公司，在同行中一直以技术领先的高端生产商姿态出现。

　　中国华星们开发的节能照明产品，在上世纪末开始发挥“中国制造”的威力。在中国人对U形T形的大大小小节能灯还没有多少认识时，中国产节能灯管、灯具就已经大量出口到市场成熟的西方国家。不确定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全球24亿支节能灯产自中国，占据了全球超过8成的份额。

　　不过很快海外反倾销的风浪就刮到了雪莱特头上。雪莱特市场部经理董斯之对记者说了一个故事：早在2001年，飞利浦就在中国考察了雪莱特，然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制造商照此发展下去，5年之后欧洲的所有节能灯生产厂都要关闭。2002年开始，飞利浦、欧司朗、GE等跨国企业接连在欧洲对中国出口节能灯发起反倾销诉讼，雪莱特与很多中国同行一样只能退出欧盟市场，至今的出口只剩以OEM(贴牌加工)形式出口美国。

　　这是中国节能灯具制造商另一个图景：在近10年，尽管OEM已经把一些中国节能灯生产企业的产能或工艺技术推到了世界前端，但由于容易获得大量海外订单，使很多提供代工服务的企业没有能力将精力放到发展自主品牌上来。在这其中，跨过了技术门槛，决意“以科技含量和产品品质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柴国生语)的华星-雪莱特也不能幸免。

　　直到今天，雪莱特的节能灯(主要是灯源类产品，如T8荧光节能灯泡)80%供给OEM或ODM出口，世界前十的照明品牌企业中有五个仍与之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技术形象比较好，参加了几项国际标准制定，还有100多项自主专利——是的，从技术角度来讲，雪莱特是个研发型的企业，一开始它就注重技术研发，这是它的生命力和长处。”一个高管这样总结：“但另一方面，它的市场开发能力相对较弱，自主品牌还不是很强，自主销售渠道也是如此。”

　　这两年，柴国生在管理层内部发出死命令：“一定要做品牌。”为了新目标，这个年产一亿支传统节能灯的上市企业，开始了事业部制的大调整，还在股东层面发生了风波。像是一个生产大师下决心不再受制于人，柴的“技-工-贸”故事终于要翻到最后一章——“以前我们做OEM是逼于无奈，是为了解决生存。品牌晚建一年，就意味着你丧失了又一部分市场机会。”

　　这个市场机会在国外，更在国内。在欧盟与澳大利亚，2009年将全面淘汰白炽灯，这意味着节能灯在海外市场的爆发性膨胀；在中国，根据统计，目前使用节能灯的家庭超过一亿户，全国每年的节能灯市场销售总额高达120亿元，而国家力推绿色照明工程将推动市场规模进一步发展——但无论在国外或国内，尽管中国制造了超过80%的节能灯，但飞利浦、欧司朗等品牌已经占据了这些市场的主导地位。

　　在国家高效节能照明产品推广的补贴企业名单里，雪莱特在节能灯中标企业中与飞利浦、欧司朗、欧普等十多个名牌并列有名。不过，在首批5000万支节能灯里“分”得320万，对于年产1亿的雪莱特，还有其它大厂商来说，这样的数量无异九牛一毛。“国家既补贴我们，也补贴跨国品牌。在节能减排运动里催大以后，国内外品牌还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董斯之说，“与已经建立品牌优势的他们来比，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相比起柴国生，雷士光电的董事长吴长江喊出“品牌死命令”的时间要早得多。雷士总裁助理石勇军还记得，在1991年，还是个外地销售人员的他得到了去惠州“朝拜”的机会，怎知却发现雷士“总部”仅是一个很小很破的厂房，而厂房上横着十个字——“争行业第一，创世界品牌。”

　　1999年前，灯具企业们还不习惯出去找生意，通常是坐等顾客上们。当时的雷士，选择了主动寻找经销商，结果使雷士的销售在卖方市场里超快地扩张。到了2000年，吴长江又突发奇想地做起了品牌专卖店：“当时照明市场处于产品竞争阶段，毫无品牌可言。”于是上千家雷士专卖店——还有品牌，当其它中国大厂在代工里不亦乐乎的时候，雷士逐步建立了起来。

　　现在，当年的旧厂房周围已建起了大片新厂房，雷士的产能也达到了每年2亿支荧光节能灯泡(它们大多安装在雷士的灯具里)的规模，其它节能照明产品线，也遍及了灯具、灯源、LED等各种或新或旧的节能领域——他不但做品牌，还依靠庞大的销售系统，在节能照明的产品线里多头并进。

　　实际上，吴长江在没有创办雷士之前，与很多做出口的老板别无二样，在外资企业做灯具的OEM业务起家。在吴自立公司后，雷士的历史变成了“贸-工-技”式的快速扩张，先从市场需求、扩张销售渠道入手，根据市场的进化回补工艺与研发的缺失，反而这样的模式切入了国内节能照明市场的个性化发展。

　　中国市场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业界近年考究多年来中国节能灯市场大多出口国外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节能灯在中国的家庭照明使用比例并不高，这里面最直接原因是价格偏高。有一份调查显示，像佛山出产的节能灯，3瓦要卖到18元，飞利浦的11瓦节能灯标价达到32元，而白炽灯不管瓦数多大，价格一般都在2.5元到4元之间。

　　事实上，在中国，采用节能照明方案的大多是在投资拉动经济背景下商业工程或户外项目的投资者，这些工程项目一次性投资的刚性，使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寿命长又节约能源成本的节能照明方案。这也为国内很多节能产品制造商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市场。

　　基于在灯具OEM出口中的研发经验，多年来，雷士想方设法地从灯源、灯具和照明系统上下工夫。“灯具设计也是节能的有效途径，”在惠州的总部，雷士照明户外总工程师洪晓松指着一个陈列的雷士地灯，对记者略带炫耀地介绍，雷士的双层镀膜玻璃隔热能力良好，让人光脚踩上去都不会觉得热。

　　北京“绿色奥运”带来的节能定单使雷士更加雄心勃勃。虽然并不像佛山照明、雪莱特那样的传统名企，被列入国家补贴的节能照明企业名单，但吴长江还是凭借营销手段，在奥运场馆的照明工程招标中抢到了同行中最多的单，其中不单有节能灯源，还有节能灯具，当然大多是两者“打包”销售。

　　今年7月初，刚完成了ERP的雷士大张旗鼓，设立并启动上海研发中心。但回溯雷士的起家，还得数回到9年前开始在销售市场上咄咄逼人的扩张。“我们是这样过来的：先迅速地把市场占领，然后反过来再补基本的研发制造。”石勇军总结说，“雪莱特等企业，在光源(节能灯泡等)方面我们承认它的专利是比我们多。不过市场推广我们走在了前面。”

　　在所有可能的市场机会上抢单，成为了雷士快速扩张的法宝。在2007年，雷士照明一举跃居“中国企业成长百强”的第37位，销售额突破了30亿。面对媒体，乘着国家推动节能之势，吴长江推出了节能照明的“光芒计划”，甚至把目标瞄准了飞利浦和欧司朗这两个市场领导者。

　　家住北京西直门的老人张益彬，在“一元节能灯”换购活动的第二天，就从西城的换购点买回了5支“一元节能灯”，准备给卧室、厨房、卫生间统统换上。

　　老人曾是一家机关的老公职人员，退休后成了响应各种号召的社区积极分子。经历过自然灾害和物资匮乏时代的他，节约意识早已转化为生活习惯。北京市的换购活动让市场价10多元的节能灯，现在只要付1元钱就能得到，不仅原始投入少，长远上还能节省电费，怎么算都划得来。

　　专家算过一笔账，一个11瓦的节能灯管，亮度相当于一支60瓦的白炽灯，却可以减少80%的耗电量。每天开灯5小时，60瓦白炽灯大约每3天消耗1度电，一个月就消耗10度电，而节能灯每月却只需消耗2度电。按照北京现行电价0.48元/度，每月大约可以节省近4元电费，一年48元。家里有5盏节能灯同用，一年可以省下200元。

　　为了每个家庭的这200块钱，北京的三级财政要为它投入大概5000万元，补贴推广500万支节能灯。7月末，北京有300个社区换上了320万支“一元节能灯”。

　　5000万的大投入，北京市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处的处长杨智慧认为值。他们做了详细的计算，这些节能灯“上岗”后，一年节电2亿度，节约电费至少1.2亿元，惠民的同时减轻了电力负荷的压力，而政府在半年内即可收回补贴成本。此外按1度电约等于0.37千克标准煤来计算，更换500万支灯，每年省2亿度电，就节约了7.4万吨标准煤，也就是每年能减少30列火车、1500车皮的煤炭进京，直接意味着北京每年可少排放二氧化碳20.5万吨，加上相关二氧化硫、碳粉尘、氮氧化物等废气的排放减少，北京的天都能因此更蓝一些。

　　在张益彬的“生活妙招”笔记本上，记着这样的数据：假如全中国人均一支节能灯泡，以每天4小时使用计算，一年节省的总电量超过三峡电站年均发电量的总和；为电脑设置休眠功能，每年电费就能省下几百块，不用时如果关掉显示器，可以节省电脑总能耗的60%；夏天在离家时挂上窗帘，可以让屋子隔热，减少25%用于降温的能耗……

　　张益彬觉得，执行这些能聚沙成塔的小事并不难，可是，假设每个人最终都能有类似的觉悟和执行力，那却是一幅过于理想化的图景了。

　　于敬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员，她把手里一支已经罢工的节能灯重重扔进小区门口的垃圾桶。这是两个月来她换的第三个节能灯，50多块就这么打了水漂，还不说频繁购买安装的麻烦，她已经为当初的一腔热血感到后悔了。

　　身为80后，于敬和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在节能和环保的事儿上，她自认算是有觉悟的人。她会检查电灯和空调是否已经关闭，打印纸也会双面使用，尽管稍微麻烦了一些，但这让于敬在心理上和她鄙视的那部分“低素质者”拉开了距离。

　　可许多时候，于敬深深体会到美好愿望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在灯具市场买的节能灯质量不过关，导致她不得不三番四次重复投入，她所租的房子，房东提供的冰箱和空调，都是二手市场里恨不得不花钱淘来的陈年宿货，用起来能耗高得吓人。

　　电费由租客承担天经地义，于敬自不愿让房东这些老弱病残电器吸自己的血，可房东说，换新家电可以，每月房租加400块。一年租金多出了4800块，临走家电仍是房东的，否则自己换电器，普通的也得三四千块钱，更别说变频空调节能冰箱了，用这笔钱当电费，能用好几年，怎么算，答案都是得不偿失。于敬被打败了，她不得不学着去适应高能耗生活，时间长了，竟也渐渐心安理得。

　　不仅个人，同为能源消耗者的企业也对应用节能产品的性价比问题深感棘手。深圳一家经济型酒店在建时，经理李健(化名)算过一笔账，选用节水马桶，酒店须一次性支付6万多元，而选用旧标准马桶，一次性投入才12000多元。若按每年节水1000吨计算，节水马桶给宾馆带来收入2500元，10年节约25000元，20年还收不回多付出的成本。如果只从酒店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这种节约实际上是浪费。

　　消费者的犹豫，让销售者们头疼。对深圳国美家电零售的有关负责人来说，以节能为卖点的家电像一道卖相光鲜却难以下咽的菜。在消费观念实际的深圳，消费者看重的是最显而易见的性价比，很难被概念或者“多少年能省多少电费”的长远账打动。功率相同的空调，节能产品比普通产品价格高出甚多，挂式空调相差千元左右，柜机的价差则高达2000元，部分高能效柜机单价在七八千元，相当于消费者预支了几年的电费，可几年后，消费者很可能已经打算更换新的空调了，节能优势几乎体现不出来，少有人愿意做这样肉包子打狗的“傻事”。

　　而就在最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了《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征求意见稿，2009年新空调能效标准的门槛很可能提升到二级(能效3.2)。要应用新技术，空调成本会上升10%-20%，销售价格也会再次面临上涨压力。如果实际购买价格大幅上升，节能产品挺进市场的难度将更大，而这个压力，毫无疑问要由生产者和销售者共同承担，以后，他们的日子可能会更不好过。

　　无论是原始投入的直接增加，还是运行成本的高企，都意味着性价比的削弱，这是能源消耗者们很难心甘情愿承担的。消费者的冷遇，又会引起制造和销售整个链条的连锁反应。节能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使得节约竟然成为一种奢侈，而奢侈，似乎天然的就与大众无关。

　　在生活成本飞涨的通胀时代，联中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童媛春却认为“能源还不够贵”。童在石业浸淫多年，她认为是能源成本的不完全化造成了资源和环境被低价、廉价使用，具体而微的水价、电价、油价，没法让人肉痛，根本无以体现能源的稀缺和宝贵。

　　但是，节能的前提并不是要让老百姓用不起水电，甚至要为空气付账，而是必须保持相当的生活质量。因此假如价格体系的调整仅限于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的话，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能源消耗者们的叶公好龙。童媛春笃信，唯有加强对能源消耗者的教育，让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节能意识和习惯，才是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与童媛春同为清华大学原热能系出身的汪朋现在管理着一家“节能医生”性质的公司，他认为在树立节能意识的同时，教给大家科学的节能方法更为重要。节能的号召年年可见，声势也愈演愈烈，可大众的知识盲点仍然是盲点。

　　童媛春自己也知道，光靠教育，没有三代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实施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或许见效更快。实际上，和捧着限塑令的尚方宝剑才能给超薄塑料袋判“斩立决”是一个道理，不少节能产品能占有市场，是拜行政干预的强硬手段所赐。现在，9升的马桶已经基本停产，国家明确在两年内淘汰低效照明产品，新空调能耗标准的制定，都让能源消耗者们别无选择。相较而言，制度比教育要立竿见影得多。

　　普汇创展管理咨询机构的执行董事况杰，与童媛春、汪朋一同见证了节能事业在国内的推进，他很清楚制度的强大威力，但更清楚制度创设的复杂性。它是否符合实际而具有可操作性？是否能够监督和管理？不同层级的制度之间是否有矛盾冲突，如何进行制度的最优化，使其不会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都是出台一项制度无法规避的问题。然而，制度干预只是“罚”，假如要调动人们节能的积极性，况杰觉得“糖”比“巴掌”会更有效，由政府出钱，补贴及奖励主动有效进行节能技术应用和创新的企业，让大家看到节能的好处，并以此来引导社会的消费行为。

　　不过，“奖罚并重”的思路已经在政府主导和推进节能事业的行为中日渐明晰。北京市“一元节能灯”的换购活动就是一次尝试，而深圳市政府也采用了贴息加补贴的形式，为企业的节能改造解决了部分资金，就在今年，深圳为企业节能改造提供的专项资金额度将提高到500万元。在宁波，一项利用水泥生产余热发电的项目每年为其增加电费收入1400万元，并能减少3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一次性投入3000余万元的技改项目，也是在节能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曾晓安7月8日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中央财政设立了节能减排专项资金，2008年将安排270亿元支持节能减排，比2007年增加35亿元的投入。

　　即便是有了机制支持和教育奠基，也还不能算是万事俱备。节能产品的生产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光靠政府行为和消费者的热情托着，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张益彬和于敬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某一天，不用政府补贴，节能灯的成本也能降到1元钱，而且除了省电之外，亮度也比普通灯泡稳定，使用上三年五载都不成问题。